在中国的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的成立时间是最晚的，甚至比中国海军晚了整整七个月。正因如此，许多人误以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空军并未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中国空军司令部成立于1949年，面对外部压力重重，它临危受命，迅速建立起一支独立且强有力的军事力量。
中国空军司令部的骨干将领们，都是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功勋人物。这张拍摄于1965年初的照片中，便记录了他们的英姿。其中包括了著名的独臂将军余秋里曾救助的成钧中将，刘伯承麾下的徐深吉中将，以及我国航空学校首任校长常乾坤中将等共九位将领。这些人都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功臣。
照片中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刘亚楼上将，作为中国空军司令部的司令员，他为祖国鞠躬尽瘁，工作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合影拍摄后不久，刘亚楼便离开了人世。照片中，他精神焕发，面色红润，毫无油尽灯枯之感，显得神采奕奕、气势如虹。
展开剩余88%然而，只有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位深受敬爱的老同志其实早已身患重病。1964年8月8日，刘亚楼随时任副总理李先念赴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为了加强中罗友谊及扩大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他们不辞劳苦地工作和交流。就在这期间，刘亚楼突然出现腹泻和腹胀症状，起初以为是水土不服，未加重视。
回国后，他妻子翟云英看到他面色苍白如纸，十分担忧，催促他去医院检查。但刘亚楼坚持说：“我要先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情况。”一周过去，他依然埋头工作，无视病情，翟云英焦急万分，责问他是否不想活了。刘亚楼淡淡回应：“忙完这些事再去医院。”仿佛身体的痛苦与他无关。
当时，中国正面临美蒋势力的主权挑衅，他们频繁派遣先进无人侦察机到广东附近侦察，甚至发生轰炸事件。作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肩负起研究对策，预防遏制侵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任。他忍受着病痛，返回司令部与空军领导们一起分析形势，筹划反制措施。
病情持续恶化，刘亚楼依旧沉浸于工作之中，仿佛忘却了自己的疾病。若非妻子再三劝说，他甚至可能一直不去医院。检查结果震惊了所有人：他的肝脏肿大至比正常宽出四个手指宽，质地硬如石头，且长有一颗顽固的恶性肿瘤，确诊为肝癌。
消息传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耳中，他们都表达了深切慰问。毛主席在批阅刘亚楼的报告时写道：“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好好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多次叮嘱他重视身体，积极治疗。
然而，刘亚楼对病情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依然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周总理为此不得不安排他离开工作岗位，前往上海接受治疗。离开北京前，刘亚楼对空军机关各部门反复叮嘱，但唯独没有向自己的孩子们告别。他害怕自己日渐消瘦的模样会给孩子们带来伤痛和遗憾，希望减少他们的牵挂。
抵达上海后，病情进一步恶化，刘亚楼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工作，不断审阅文件，保持与各级领导的沟通，安排任务。妻子翟云英明白丈夫难以恢复健康，尽力劝他配合治疗，好好休息，少操心工作，但刘亚楼坚定地说：“共产党员不能拿着干劲不足、没做好工作的介绍信去见马克思。”他一直工作着，从坐着工作到躺着工作，直到完全卧床不起。
翟云英曾多次建议让孩子们来上海探望刘亚楼，但他都婉拒了，担心孩子们因他生病而影响学业和工作，也不想让他们担忧。妻子看出他思念孩子们，便托人给孩子们拍照寄到上海，让刘亚楼能看到他们。
临近五一节，刘亚楼病情急剧恶化，意识到生命已近终点，悄声对医护人员说：“马克思的请柬我收到了。”尽管家人劝他见孩子们，他仍坚持不见，或许是害怕自己和孩子们相见时的悲伤。
最终，大学毕业的大儿子违背父亲意愿，陪伴他度过最后时光。其他子女和亲友则未能在刘亚楼离世前见到他。曾任空军副司令的中俄混血将领林虎中将也来看望了这位多年共事的老上司。此时刘亚楼已极度虚弱，但仍坚持在病床上修改《江姐》歌词，将“春蚕到死丝方尽”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这既寓意了他自己不懈的奋斗，也寄望中国空军未来的辉煌。
有一次，刘亚楼昏迷长达数小时，经过抢救恢复意识时，见到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少将守在床前，便断断续续交代：“条令……要编……出来，我的话……对了，往……八宝山……送……一本。”姚克佑听罢默默点头，泪水涌出。条令完成后，他悄悄地在郊外焚烧了一本，以此纪念刘亚楼。
1965年5月7日下午3点，刘亚楼停止了呼吸，享年仅55岁。两年后，姚克佑少将也离世。这张照片大约摄于刘亚楼离开上海回北京前不久，短短几个月前，他仍显得精神焕发。
照片第一排从左到右依次是成钧、刘亚楼、吴法宪和刘震。刘亚楼去世后，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部司令员。第二排则是徐深吉、曹里怀、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都为中国空军的建设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空军尚未成立时，中国领空形同无人之地，任由外敌肆意侵扰。正是这些将领的努力，才让中国空军重新夺回了领空的尊严。1945年，常乾坤作为延安航空小组负责人，奉命赴东北筹建航空学校，为中国空军的建立奠定基础。
抵达辽宁省抚顺后，常乾坤与团队收集了东北三省超过120架各型号飞机、200多台发动机及大量航空仪表和设备，确保了航空学校物质基础。随之而来的教官短缺问题极为棘手。国内接受正规空军教育的军官稀少，若向苏联求援，势必削弱自主权。
中共中央东北局破格任命被俘日本空军领队林弥一郎担任首位教官，化名林保毅。航空学校由朱瑞任校长、常乾坤副校长，与林弥一郎一道，建立起这所拼凑而成的航空学院。
东北航校的成立为中国空军培养了大量人才，接管了机场和设备，吸收旧航空人员，同时设立军委航空局，持续扩展航空力量与机场管理。尽管空军正处于初期筹备阶段，威胁却接踵而至。1949年5月，六架美式国民党B-24轰炸机袭击了北平南苑机场，暴露了中国空军的空白。
毛主席立即下令迅速组建空军司令部，最佳人选非刘亚楼莫属。他曾在苏联留学，俄语流利，兼任过东北航校校长。刘亚楼临危受命，赴苏联请求援助，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商谈购机及人员培训。
最终，中方购得437架飞机，获得后续维修保障，苏联派遣878名专家顾问，创办六所航空学校。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中国空军指挥部，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领导空军召开首届工作会议，豪情满怀地指出：“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迫切需要空军，党中央殷切期望快速培养大量战斗飞行员！”因此，1950年航校三次扩建，至1953年已培养出支撑战略纵深的飞行、机务、政治及后勤人才，为抗美援朝和防御蒋匪空军侵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朝鲜战争刚结束，蒋匪敌机频繁侵扰广东沿海，侦察、撒传单、投掷炸弹、潜入特务，肆无忌惮。广东复杂多变的天气对飞行要求极高，首个尝试教练机试飞的便是林虎中将，凭着自身摸索总结经验，后传授给其他飞行员。
直到1959年，中国空军成功击落五架U-2侦察机，真正展现硬气的实力。刘亚楼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也不断自我学习。林虎曾说，刘亚楼随身带着小本子，详细记录各师人员和装备状况，显示其严谨态度。
在军事才能上，刘亚楼不仅果敢勇敢，更具创新思维。面对美军无人机的高空侦察，中国歼6战机最高飞行高度不足以拦截，他提出“甩上去”战法，即提前埋伏加速攀升，在敌机接近时冲破极限高度发动攻击。
经过反复研究和实战，刘亚楼和林虎等将领成功击落美制无人机，彻底筑牢中国领空防线。1965年4月，中国空军连续在中南地区击落两架美军无人机，为刘亚楼的军事生涯献上了最完美的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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